侯奇江

技術的進步不一定是女性的進步。隱藏與數據和算法中的歧視、欲望和利益驅動的科技幻想和男性主導的科學標準，正在阻礙“共善”的技術發展。

從青銅鐵器到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性別平等有著深刻的影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就論述了氏族部落時期，農業生產技術中織布技術和金屬加工是如何重新分配社會生產角色，導致丈夫在家庭生產中占據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生產材料的進步不但改進了勞動技術，對勞動力需求成為對“奴隸”的需求。在復雜的社會鏈條反應和綜合因素的影響下，技術進步使社會分裂成不同的階級，并且帶來家庭的革命，“青銅鐵劍”傾覆了氏族部落的母權制并且實行父權制——“導致女性地位的歷史性失敗”。

回顧技術與女性的互動史，技術的進步不一定是女性的進步。而在我們當下的歷史階段，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又再次展示出某種“顛覆性”的潛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人工智能深藍（Deep Blue）、沃特森（Watson）、阿爾法狗（Alpha Go）在國際象棋、智力問答和圍棋領域中戰勝人類，人工智能所加持的各類生活助手如微軟小冰、亞馬遜Alexa、蘋果Siri等應用已經步入了人類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人造肢體、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技術、輔助生殖、體外生殖技術等生物技術革命經歷各方面的探索和實踐，已經讓人走向和機器融合的新興生命體的“后人類”。正如智能手機已經成為人們形影不離的“社會性器官”，人與人造物愈發緊密地結合，科技產品和新型媒介不但改變、塑造我們的心靈和意志，對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形態也帶來深刻的影響。未來已經到來。

人工智能、虛擬數字等新技術將要如何影響性別平等的發展，仍然是極富爭議的社會話題。一方面，網絡和新媒介為女性提供共同行動和訴求的新空間，技術在經濟和文化等方面表現出賦權女性的潛能。“人造子宮”等生育解放的暢想已在技術上成為可能。另一方面，技術的性別化造成了各種新形式的性別歧視，性別數字鴻溝強化了兩性的社會差異。當生命科技、人工智能和虛擬仿真的技術不斷進化發展，也帶來了社會認知和文化的變遷。科學技術是會幫助我們實現性別平等還是會強化放大不平等這一“技術與性別”的經典爭鳴依然在繼續。

陜西省四醫大唐都醫院生殖醫學中心的培養箱就像人造子宮，里面存放著精子、卵子。

就目前來看，科學技術的進步對不同群體的影響并不均質，科技介入社會資源分配時也進一步放大了馬太效應。人工智能的發展中，算法和數據構成的社會物理學正通過社會表征的數字化構成“社會之鏡”，“現實挖掘”（reality mining）不但映照出原本就存在于當下社會的性別不公；“算法分格”中男女有別的區分也把性別議題轉換成了一種數字化的算術政治，強化了性別歧視等價值沖突。在虛擬、智能、數字化的“賽博美麗新世界”，科幻和文學的暢想也折射出人類的性別欲望和兩性危機的隱憂。我們需要用性別平等的尺度來衡量科學標準，用性別的角度重啟對科學價值的審視，推動科技倫理規范與治理，以借助科學技術實現更平等的世界。

算法歧視與技術的性別政治

數據是社會的產物，算法是現實世界在虛擬世界中的延伸。從算法的誕生之日起，它就并非中立之物。算法歧視（Algorithmic Bias）指的是人工智能算法在收集、分類、生成和解釋數據時產生的與人類相同的偏見與歧視，包括且不限于種族、性別、年齡、就業、弱勢群體歧視等現象，更在消費和行為分類上表現出區別對待。因為其普遍性、隱匿性和難以糾正的特點，算法歧視已經成為人工智能的頑疾。從現有產業、商業研發的現實角度而言，人工智能的軟硬件生產仍然服從于現有的社會秩序，幾乎復制甚至強化了人類社會的偏見。

人工智能已經在數據處理和決策中形成了“編碼凝視”。此前，谷歌翻譯就已經將醫生與男性做聯系，而把護士同女性做聯系——它從人的世界里習得到數據的關聯性，進而也成為歧視的延伸品。學者齊琳琿在研究新聞寫作機器人的性別偏見中就發現，AI新聞編寫的體育報道中，女性運動員就會重點描述外在形象或者作為妻子、母親的家庭身份。而在政治、能源、市場經濟、商業科技等領域的報道，AI選出的男性配圖遠高于女性。亞馬遜的自動招聘程序因為識別到輸入的科技行業簡歷絕大部分都是男性，所以根據優化原則，對女性從業者的評分較低，形成了歧視女性應聘者的情況。而谷歌廣告中向女性推送的高薪職位明顯低于男性用戶——男女薪酬差異作為數據結果是客觀存在的，AI的推送更像是鑲嵌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用數據繼續放大這種歧視和不公。

然而，想要進行算法的性別歧視治理來糾正算法偏見卻并非易事。目前從事人工智能領域的人員中只有10%是女性，AI工程師仍然是男性俱樂部。人工智能和科技產品必然繼承了寫下代碼的程序員、糾正AI訓練師、以及初級數據庫或樣本的價值取向和偏見。而相比于來自人的性別歧視，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帶來的隱性歧視鑲嵌于新經濟領域的算法推薦和營銷法則中，更難以辨認。其次，在技術方面，算法的設計涉及量化的目標設置，而人，作為消費者或者目標群體，其性別、階級和種族等屬性也被二進制地變成標注、分揀的標準，人工智能的商業逐利性和服務效率的差別對待，本身也構成隱形歧視，進而形成了人們所熟知的“大數據殺熟”。

此外，人類社會現有的數據作為一種社會實在的結果，不但沿襲了社會不公，同時其樣本也存在過度代表或者放大差距的嫌疑，進而展現出技術的偏見。目前商業社會的AI只實現了功能層面上基本智能，而在產品設計等其他方面仍需要迎合“市場”即客戶的偏見。例如掃地機器人的智能體現在對住戶可清掃區域的智能覆蓋，但是在語音播報這一非智能功能上采用女性聲音，在功能之外，技術也是語言、文本和媒介載體，也把性別刻板印象真正地定格和固化于掃地機器人和生活助手。

人的數據化，不僅僅是個人的消費軌跡和網絡生活習慣留下“數據面包屑”讓商家進行差別定價獲取更多利潤，或是讓社會管理者進行“精細化的社會管控”，同時也是人自身在信息化中進一步成為客體的社會轉變。人的心智和行為被編碼實現數據化，數據反過來訓練和重塑人的行為和心智，這一循環過程正在不斷放大包括性別在內的社會價值沖突。而社會編程化和現實世界的虛擬化，必然也把我們從“現實世界是什么”的問題引入“虛擬世界如何產生”的過程。人類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和性別歧視，也因科技的發展的“制造認知邊界”的過程中展現出新的形態。

以互聯網各種形式的“N號房”和色情暗網成為對兒童婦女侵犯、進行性剝削為例。對于網絡性侵而言，“進入”這個動作本身不再是物理上的侵犯，而是對數據的使用。被破解或者提前安裝的監控，隱藏的針孔攝像，偷拍的鏡頭、可復制和傳播的數據共同組成了新的剝削形式。在互聯網和社交平臺上發生的兒童或婦女性侵中，技術不但不需要獲得兒童監護人和成年女性的同意，甚至也不再需要她們“在場”。新型的色情暗網、裸貸、甚至在網絡暴力等性犯罪和攻擊中，對人進行威脅和控制不需要真正綁其手臂，把關于隱私和身體的信息組成性羞辱的話語圖像散播出去即可——女性就是這樣在信息面前失去了自己的身體。

大衛·哈維在《后現代性的條件》中就指出了可復制的信息的重要性高過耐用品的物質后，“所有權”（ownership）的重要程度將要讓位于“使用權”（access）。這一轉變也意味著人的重要性從“在場/缺席”向“模式/隨機”逐漸轉變。它首先意味著人的“公共/私人”領域也就被徹底改造了——隱私，一種以物理為基礎的私人生活，成為了一種可以“使用”（access）的信息。構成隱私侵犯和網絡性侵的“N號房”成為這一轉變的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寫照。在這一層基礎上，圖像的虛擬合成技術可以把任何一個女性的臉修改到一個裸體身上構成“裸照”，數據的操控性威脅著活生生的人的社會存在。這些技術細節雖然不足以成為否定技術發展的全部意義，但它所經歷的道德審問和權力約束遠遠不夠。

“父托邦”的想象與父權制的現實

人類的文明不但基于現實，也基于人類欲望所驅動的幻想。雖然科幻小說和電影本身并不是科技，但作為科學價值的楔子，這一類作品結合“科學點子”和無盡的想象力開始講述關于科學理論的故事。科幻作品折射出科技進入社會情景后，人多元的欲求和擔憂，也進一步拓展技術的社會道德和文化內涵。早在人工智能發展之前，科幻小說、電影等各種形式的文本已經在構建新的社會圖景——這其中不僅僅是科技的變化，更是生產關系、人際關系、組織形式等一系列的社會變化。而在各種各樣的科技暢想中，鮮有作品直接描繪因科技發展而進入性別平等的伊甸園，反而更多構造出了承接男性欲求的“父托邦”——嶄新的科學技術拼接上陳舊的性別秩序，機器人不可避免地被性別化，提前卷入了人類的現有的性別政治中。

《西部世界》海報

許多廣為人知的影視作品憑借在娛樂文化中的地位討論了性別與技術的關系?！稒C械姬》、《銀翼殺手》、《西部世界》、《黑鏡》和《她HER》等一系列著名的科幻電影不約而同地把未來機器人放入人類的性別角色來描述——而不是默認“機器人是無性別”的。在這些作品中，電子人往往被塑造成飽蘸情欲的形象，機器人的身體就是一種展示“身份界限”的舞臺，往往或直白、或隱晦地帶有階級、種族和文化差異的標志。誠然，性意識是直覺性的經驗存在，人和機器之間的曖昧情愫和親密關系成為此類科幻作品創作最主流的題材可謂人性的本能。而作為人類性別欲望的曲折反映，性別在科技領域也自然地成為一個等級范疇，一種被認為構造的屬性——電子人的性別是一種人類性別范疇之上的延伸。

學者Nicola D?ring等人通過分析1927年至2014見之間710部影視作品發現，描述人機親密關系的作品中，那個人類角色通常是一個不擅長人際關系的男性。同時，機器人伴侶往往是女性。其中非虛構作品常以性的角度描述人與機器人之間的親密關系，而科幻和虛構作品則更側重于人機之間的情感，甚至涉及同居和繁殖與生育。雖然科幻作品愈來愈帶有女性視角并且力圖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終結者》系列電影自身就體現出這種轉向，但總體而言，影視文學作品呈現出的人機親密關系的表述仍然符合人類社會中男女兩性定型后的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異性戀模式的陳規舊范是一種敘述的基準線；以及，故事總是難以逃離對性、情感親密關系的關注。那些充滿未來科技感的先進的科學理論往往與舊世界里的性別文化拼接起來，而“電子人的身體”同女性的身體一樣，新瓶裝舊酒，充斥著想象性的性別秩序——其中遍布性別歧視的陰影。

對于那些性別進步的科幻作品而言，悲觀的科幻作品總是展現出一定的批判立場；而積極的作品里，如何借助科技的發展來確認女性文化的優越性、重塑女性經驗，實現顛覆父權的社會理想，仍然是一個自我言說的、敞口的問題。正如《黑鏡》、《西部世界》等一系列作品展示了經過資本社會吹鼓的科技拜物教如何異化人類的自我認知，把經濟決定論和技術決定論設置為未來發展的前提，進而引發人際關系、道德倫理和社會文化的危機，預兆著程序非正義的、盲目擴張的科技會蠶食人類的文明。這些幻想的世界雖遠未到來，但科技元素已經開始拓展技術的認識邊界。在這些由想象力構造的、對整體時空加以虛擬重置的設定中，“惡托邦”的幻想場景是寓言，或許也是預言。未來人類社會在科技發展中必然要面對類似的價值沖突與倫理困境。人們如何利用科技對道德、價值和禁忌之間的“協商”嘗試，在科技進步的同時調整倫理關系，科學發展如何服務政治賦權和塑造善治的新型公民關系，是一連串流動、協商甚至斗爭的未知。

技術倫理的性別失衡

科學的發展離不開女性，但科學卻無法做到真正的性別中立。盡管第一個話務員、第一個接線員、第一個執行計算者都是女性，盡管第一部計算機的制造有女性的貢獻、第一個程序員也是婦女，但男性主義科學的性別化立場仍然是科學與技術發展的主流聲音，陽剛之氣貫穿于技術發展的歷史黑箱。1936年，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就斷言：“科學不是沒有性別的?？茖W是男人，是父親?！痹谏鲜兰o80年代末，一群技術女性主義者涌現，批判科學技術中的男性霸權思維和技術決定論，提出了“技術能否給女性帶來權力并且促進性別平等”的重要科學辯題。

在科學哲學價值觀的辯論里，傳統的實證主義方法原則已經備受質疑。科學價值的構成背景、認知因素和社會差異與技術相互塑造，挑戰著單一認知的“技術決定論”。H. 朗基諾（Helen Longino）就認為，人們通常所信守的各種社會規定或價值，直接影響著科學證據的形成或科學評價標準的制定。這些社會規定或價值通常包含著根深蒂固的男權意識。在科學發展、合法化合理化的進程中，以男性為主的各種假設扮演了主導型的力量，進而造成了一種不公，也阻礙了科技發展服務共同利益形成“共善”的目標。

桑德拉·哈?。⊿. Harding）就提出了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人類社會進步也是婦女的進步嗎? 這樣的追問也不僅限于性別，在種族、階級等標準，我們必然要經歷這樣的科學價值審問：哪種科學將最能改善其文化中最脆弱的群體的社會福利，而不僅僅是服務于優勢群體？引入包括性別在內的多元價值觀，對探尋可供選擇的科學假說和理論非常重要。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們也力圖在理論上超越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做法，以便與其他學科方法相互滲透、融合。

眼下技術進步與女性解放的關系雖然不至于正在完全經歷“至暗時刻”，但也絲毫不容樂觀。與哈拉維曾經寄予熱情希望的賽博文化不同，朱迪絲·斯奎爾斯（Judith. Squires）認為賽博空間會重現舊有的權力關系，機器結合體會重現男性霸權氣質。溫迪·?？思{（Wendy Faulkner）認為技術壓迫與性別壓迫具有同構關系，男性氣概和技術之間具有持久的象征性聯系，技術實踐中也有鮮明的性別分工。奧斯丁·史密斯（Austin-Smith, Brenda）認為，信息傳播伴隨著權力交換，網絡空間存在著霸凌和性別歧視，“互聯網是男權文化之網”。

誠然，談論上述現象和性別問題不是為了陷入“技術恐懼論”的滑坡中，也不想陷入未來學簡單的樂觀或悲觀立場。技術的倫理和價值辯論也是為了讓道德可以跟上科技發展的快速步伐，發揮人對科技發展的建設性參與。就在剛剛過去的1月31日，《南華早報》已經報道了中國科學家創造出人工智能保姆來照顧人造子宮中的嬰兒，這一進展就來自蘇州生物醫學工程技術研究所。報道中的研究員認為，人造子宮和AI代孕的技術已經不成問題，但法律和道德挑戰是這一技術能否普及的關鍵。這是解放女性生育，緩解生產痛苦的“善”的技術嗎？它又是否會帶來人類的生物污染，打開我們尚不知曉的生命潘多拉之盒？面對歷史的未知，我們如何平衡各方風險與效益？尤其是發生于2018年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的科學事件里，人類基因的編寫成為科技異化人的“災難事故”。當政治和資本利益驅動科技發展，當倫理和道德技術決策的約束力極為有限時，我們又如何避免亦步亦趨、事后諸葛亮的反思？

毫無疑問，這些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女性的歷史命運、人口與生育控制，以及人類的再生產方式都息息相關?，F實的科技倫理抉擇最終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的選擇，反思、審視和約束在當下顯得尤為迫切。在歷史與未來的交匯處，我們唯一可以預見的是，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生命科技等技術的倫理將長期保持“未完成的敞口”，而性別參與的價值辯論和科技的性別平等之路也未有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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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伍勤